我們說山西人是“中國的猶太人”，是指其善于經商和金融計算的習俗而言的。

人們戲言，美國人的錢包都裝在猶太人的口袋里。猶太民族歷來以善于經營，精于計算而著稱于世。

在濃厚的勤儉儲蓄風尚中，山西人歷來巧于經商，精于計算，這種風尚誘導了商業的發展，特別是票莊票號的產生，在明清長達二三百年的時間里，山西人幾乎完全掌握了中國金融業的霸權。19世紀70年代一位歐洲旅行家到中國進行了七次實地考察，幾乎對中國每一個省的人都進行了詳細的描述。“中國的猶太人”，是這位歐洲旅行家對山西人經商氣質的評價。他認為：“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業和大企業精神，當時居于領導地位的金融機關――山西票號，掌握著全國，支配著金融市場，可以說計算和智能勞動是該省唯一輸出的產品。”“在所有的中國人中，對中國特有的尺度、數、度量觀念以及基于這種觀念的金融傾象最發達的要屬山西人。”(沙蓮番主編：《中國國民性》)

在美國加利福尼亞的好萊塢，中國電影《大紅燈籠高高掛》曾獲“奧斯卡”大獎提名。《大紅燈籠高高掛》的外景地，就是當年執山西金融與商業之牛耳的祁縣喬家大院。使喬家大院出名的不是這部電影，使喬家聲名遠播的，也不是因其中了狀元，出了閣老，而是出了擁有近代商業連鎖店的“復盛公”，具有現代金融機構特征的票號錢莊，出了一代又一代的“旅蒙商。”

這些二百多年前的銀行家和“國際倒爺”在伏爾加河下游建立的華人街遠比美洲的唐人街歷史更為悠久，許多中國貨從這里進入中歐和西歐，他們騎著馬、拉著駱駝，推著蒙古人的“勒勒車”，跨過戈壁沙漠和草原，走向歐洲的這條商路，就是后來被稱為第一座亞歐大陸橋的西伯利亞大鐵路沿線。

今天的國際“倒爺”們也正是在這條商路上來回穿梭充實自己腰包的，不過，他們的交通工具已換上了特別快車。

當年山西商人的崛起，與康熙三四十年開放海禁，以及嘉慶之后“移民實邊”這樣一次封建社會崩潰前的開放和開發大環境有直接的關系。山西票號和商人的足跡不僅遍布長城內外和大江南北，就連發達的“吳越諸郡，察其市肆貿迂，多是晉省之人。”(《清圣祖實錄》)且其觸角已伸到了莫斯科和日本的東京。到了晚清，以祁縣、太谷和平遙為代表的山西經商之風已達極盛。這里我們僅舉幾例，可見一斑。

徐溝縣：“貧者皆習逐本”。平魯縣“人多逐本，不思敦本。”太谷縣“商于外者甚多，中下之家除少數有田產者得以耕鑿外，余皆持行商為生。”盂縣“服商賈于遠方，雖數千里不辭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