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迪拜不是一個適合喝高的地方。

說這話的時候，我正在傳說中的帆船酒店，與同樣來自中國的室友，納悶地工作、寫稿，并心存僥幸：行李箱幾乎裝滿了從機場帶來的啤酒，足夠每天high一下。碰杯小飲之時，一位好友在互聯網另一端說，迪拜也不適合放牛。隔著四個小時的時差，我知道，此廝已經喝醉。

每天在迪拜，和不同的人見面，跟虔誠的伊斯蘭教徒微笑，與一眼可以辨別的印巴人講價，和彬彬有禮的歐洲人開玩笑，以及與行行色色的中國同胞打交道。美麗而又迷人的波斯灣，卻突然讓出發前躊躇滿志的我無情可抒。

我得坦白，不管是在師奶們神往的迪拜旅游，還是在警察懶散巡邏的黃金街與香料街，我心里想的，是如何把中國武俠小說中英雄救美的情節與TVB劇中白手起家的個人奮斗史，移植到阿拉伯人的土地。我打算在這里杜撰一個曲折的、優美的傳奇故事，最后卻也只能宣告失敗。

美劇《都市》與迪拜的摩天大廈格調一致，無一不在告訴世人，女人要有錢，才能優雅地變老。而在富麗堂皇的豪華酒店，每個夜晚，電視都在無休止地播放日本地震、海嘯的新聞。兩個中國青年，卻只能隔著五顏六色的玻璃窗戶，遙望波斯灣的對岸，把酒問青天。

我心里空空蕩蕩的，想念廣州大排檔的海鮮，想念北京酒吧街上一個啤酒主義者的自白，時差所引發的多余荷爾蒙，就像半夜來襲的洪水猛獸，無處安放。

迪拜在我眼里：開放、保守、富裕、貧窮，也包容，也狹隘。

它豐潤肥美，也趨于虛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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